性美学（四）

    性审美作为人类直观自身的活动，不是孤立进行的，它受着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这些影响主要来自经济、政治、伦理、宗教。此外，性审美与艺术之间也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

    1、性美与经济

    存在决定意识，物质决定精神，这是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人生活在世界上，必须首先吃喝住穿，之后才能从事精神活动 。因此，经济状况对性审美活动的决定作用是最根本的。

我们知道，服装就其实用价值而言是为己的，就其审美价值而言是为他的(即为了让别人看)，为他的重要方面是为异性。因此，服装美具有较浓重的性美成分。

    就社会整体而言，也是如此。美国学者戴斯蒙.莫里斯在《观人术》一书中曾谈到过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在西方社会，经济繁荣时期，妇女的裙子呈上升趋势；经济衰败时期，裙子就变长而下降。他是对本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裙式的发展和演变作过详细考察之后得出这一结论的。20年代，经济发展，裙子较短；3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发生经济危机，裙子加长了；40年代上半，经济起飞，裙子又上升；二次战后经济萧条，裙子再度下降；到60年代，经济走向繁荣期，裙子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超短裙就是在这时出现的)；70年代，经济平稳，裙子又回到一般长度。对于其中的原因，莫里斯作了这样的估计和猜测:“或许经济的安全感使她们自觉地更坦然地面对男性，也或许是整个社会的繁荣，使她们也活泼开放起来。”

    从我国建国后服饰的发展变化也可以看出经济条件的制约作用。建国初，由于经济刚刚起步，服装表现出朴实、整洁的风格，面料、色彩 、款式都较单一；到1956年，经济开始繁荣，沿海地区和大城市出现了服饰多样化的苗头；但从1958年至十年“文革”，服装因经济滑坡而走向单调化，甚至以穷为荣；新近以来，经济上改革开放，服装呈现出日新月异、丰富多彩的局面。

    美国学者伊丽莎白.赫洛克指出:“服饰是国家贫富的见证。”这一断语是深中肯綮的。

    不只是服装，就连妇女的美容化妆，也是与经济状况分不开的。

    2、性美与政治

    政治作为经济的集中体现，对性美也具有重大的影响。前面提到，十年“文革”期间，服装极端单调，除了经济原因外，更重要的是政治原因。文革初期的红卫兵，男女均戴解放帽，穿绿军装，扎红腰带，女子的长发一律被剪掉；之后便是上山下乡，“滚一身泥巴”，越脏越破旧的服装越表示保持革命本色，越适应“反修防修”的政治需要。男女之间性的差别被抹杀了，当然也就无所谓性美了。

    两性关系美的高级形式是爱情，爱情的结晶是婚姻。然而在人类历史上,婚姻常常是政治需要的手段。王昭君远嫁匈奴，是汉元帝政治上的让步之举；文成公主下嫁西藏，负有汉藏和睦的政治使命。最富有戏剧性的是罗马皇帝马克西米连的联姻活动。马克西米连为皇子时，勃艮第公爵查理为了换取一个国王封号，主动提出把女儿玛丽嫁给马克西米连，未果。四年后查理死去，新继位的玛丽为对抗法国入侵，再次要求与马克西米连成婚。马克西米连飞速前往成婚，目的是借婚姻把尼德兰纳入罗马帝国版图。1482年，尼德兰叛乱，法国乘机逼进，为了向法国妥协，马克西米连把年仅四岁的女儿玛格丽特嫁给法国王太子查理。1488年，马克西米连为了控制布列塔尼，便主动与布列塔尼新继位的女公爵安妮订婚，因自己不能分身，就派代表前往举行结婚仪式。但这时法王查理为了争夺布列塔尼，抢先娶了安妮，把十岁的玛格丽特退还给马克西米连。

    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许多，在政治需要面前，个人的爱情自由被扼杀，这是封建社会的一大特点。在多数情况下，政治对性爱的干预其作用是负面的，政治交易的成功，几乎总伴随着爱情的悲剧。

    3、性美与伦理

    美既然离不开善，那么性美作为美的构成部分，当然也包含着伦理内容。

    服饰作为性美的标志之一，其起源和作用是耐人寻味的。一般人认为，羞耻之心，人皆有之，我们的祖先之所以要创造出衣服，乃是为了遮羞。然而德国艺术史家格罗塞对此作了有力的论证。他发现，那些平日总是裸体的澳洲原始部落的妇女在参加性爱舞蹈时，却要穿起羽制的围裙，这种做法的目的是要唤起异性的注意。格罗塞认为:“遮羞的衣服的起源不能归之于羞耻的感情，而羞耻感的起源，到可以说是穿衣服的这个习惯的结果。”“在低级文化间，偶然掩蔽性器官，固然可以有性刺激，但等到掩蔽的习惯成为普通的经常的行为时，就会失去其原来的意义；……结果成为我们现在的性刺激的就不是习惯的掩蔽，而是偶然的无掩蔽。……这中间已经有了一种很重大的伦理的进展――性的自制已经成为一种道德。”当原始人类还没有懂得穿衣的时侯，是没有羞耻感的；遮蔽性器官，是为了吸引异性；而当穿衣成为习惯时，羞耻感便产生了，偶然暴露性器官就引以为羞了。因此，衣服的遮羞功能包含着道德自制的内容。格罗塞的见解无疑是深刻的。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在气温最适于人体时仍需要穿衣。对性美的欣赏，也首先是从服装开始的，只有情侣关系的男女才有可能彼此欣赏裸体之美。这之中，道德规范起着潜在无形、但又极其强大的作用。3393

    爱情美中，道德的地位更为突出。专一性被认为是恋爱者最起码的道德准则，保加利亚学者瓦西列夫在《情爱论》中指出:“没有一个人同时深深地、忘我的、热烈地爱两上或三个人。那必然会导致心理动荡，使人面临困难的抉择，分散感情的洪流。爱情首先要求一个人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个对象上，要求感受的和谐完整。”《诗经.出其东门》:“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衣綦巾，聊乐我员。”意思是说，东门之外女子众多如云，却不是我所思念的，只有那个穿着素衣绿裙的女子，才能唤起我心头的愉悦。爱情的专一被视为美德，而始乱终弃则为人所不齿 。德国古典哲学大师黑格尔终生只经历了一次爱情，他为妻子写下了许多充满柔情的诗篇；马克思与燕妮是风雨同舟的一对伴侣，患难与共近四十年；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爱情也经历了革命斗争的严峻考验。这些人物的爱情都被世人传为佳话。

    性美是比较容易与单纯生理欲求相混淆的领域，因此道德在这里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必须注意的。

    4、性美与宗教

    性美与宗教的关系不亚于与道德的关系。如果说道德在许多方面对性美还有些积极意义的话，那么，宗教则基本上起着消极作用。在这方面，中世纪的基督教是最有代表性的。

    首先，基督教否定了人体之美。中世纪教堂，裸体绘画与雕塑是被严格禁止的。教会认为，肉体是精神的羁绊，无美可言，人体艺术也就毫无意义。

    其次，与人体美相联系，基督教也无视服饰美。在中世纪宗教统治下，服装一律是包围式的，极力抹杀人的形体特征，妇女除了脸庞不得不暴露以外，其他部分一律遮蔽起来，这是为了避免引起异性的邪念。从服装的色彩款式方面看，也是单调和笨拙的。

    更重要的方面是性禁忌，其违反人性已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基督教从根本上否定性爱，认为性欲是可耻的，罪恶的。耶稣的使徒保罗就提出“男不近女”的主张，并且身体力行，抛弃家庭，自行阉割，以献身宗教；圣柔米宣称，圣徒的使命之一，是“用圣洁的大斧砍倒婚姻之树”；圣奈勒斯已有两个孩子，忽然痛哭忏悔，与妻子离异。琉西霞为了不当诱惑男人的妖魔，自己刺瞎了双眼，被奉为贞女；西尔维斯已年过六十，四十年间一直拒绝盥洗手指以外的部位，来表明自己与性无缘。

    然而，如果真的断绝男女之欲，那就连这些拯救人类的圣徒也不存在了，人类灭绝，基督教也无法存在，于是只好允许婚姻中的性“罪恶”。但又规定了繁琐的禁忌日，夫妻在这些日子性交是犯罪的，将在阴间受到烈火和毒蛇的严厉惩罚；发现这种“不正当性交”的人必须立即向神父告发，神父则对当事人进行公开审判。神学家彼得还规定:凡是结婚后没有生育子女的夫妇,就应判死罪，因为他们不思正事，只是以性交取乐。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