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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医和西医有着不同的理论体系，而且这种不同是很大的，但是，中西医间语言、概念及本体论的不同并不意味着不能建立它们之间的比较。西方的研究者要求针灸和其他治疗方法应该用他们认同的方式来评估，诸如随机化和盲法临床实验，但是，中医的拥护者可能不支持这种说法，他们认为所有这些完全是离题的。中医不是神秘的宗教，它的目的在于改善人们的健康状态，它的实践者忠实地相信它是成功的。因此，对正宗的中医实践者而言，中医有一个基于经验的标准，而不仅仅是教义上的标准。
在中西医针锋相对的撞击中，选择其中一种更为优势的体系而否认另一种或许是必要的。比如，一位对中医持怀疑态度的西医内科医生认为，西医已经获得无可争辩的成功，整个中医体系可以被忽略。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理由说明这一论点是正确的。一些早于科学的医疗实践，例如北美土著人咀嚼含有水杨苷的柳树皮来止痛，即使以现代标准来衡量，也是有疗效的。因此，像针灸和中药这样的传统疗法是完全可能有一些疗效的。
针灸最为人所知的是用细的金属针扎进皮肤的特殊部位。如果只在传统中医领域认识针灸，那么它与西医体系是完全不可通约的。而事实上，在1997年11月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认同发展会议上，专家们已经从西医的视角对针灸作出了评价。这次会议也成为了面对评估一个概念难题的显著例子。会议由一天半的陈述和第二天上午的认同报告组成。这个报告由针灸专家和受过西医训练的12个专家拟定。专家组工作到会议最后一天的凌晨4点，最终用西医的标准达成一个公开的结论，即：“有清楚的证据表明针灸对成人术后、化疗引起的恶心呕吐及妊娠恶心是有效的”。
在理想状态下，疗效的评价应该基于随机化的、对照的、盲法的临床测试，但是，这样的测试只是在二战以后才成为医学研究的一部分，大部分西医实践是以医疗经验为基础，而并非基于严格的试验。鉴于针灸是一种可见的治疗程序，适当地施行对照试验并不容易，如针灸不同于安慰丸剂，病人清楚地知道他们是否接受了针灸；即使采用“假针灸”试验，将针扎在非标准的穴位上，试验也显示了非常复杂的结果。专家组于是决定以更为通常的西医临床标准来评价针灸，而不坚持仅仅基于严格对照试验的最高疗效标准。专家组在作出以上结论的同时，还推荐了今后高质量的、随机的、对照的针灸临床试验。 1760
专家组推荐的针灸临床试验是以会前NIH提供的资料和24位演讲者的报告作为依据的。虽然一部分报告是以中医为背景，但专家们却是在西方医学的观念下讨论其疗效的。一些报告讨论了针灸的神经化学基础，并提供了证据证明针灸刺激可以影响内生的鸦片样物质（opioids）及神经递质（neurotransmitters）和神经激素(neurohormones)。专家组的报告中对中医“气”的论说有所保留：“虽然生物化学和生理学研究已经发现针灸对生物学的一些影响，但是，针灸实践是基于一种非常不同的能量平衡模式。这种理论可能为医学研究提供新的启示，以便更进一步阐述针灸的基础。”这表明，专家们虽然没有接受中医理论，但是却认为中医理论和实践对西方医学是有用的，同时暗示了“气”的理论尚需依照科学标准来评估，而不是依据传统中医的典籍及有关相对应的学说。
按照一些社会学家的观点，科学本质上是一种权力游戏，一些科学家调集各种可资利用的资源以压倒另一些科学家。有人对这一次NIH认同会议作了一些猜测：针灸的支持者们设法通过筛选对他们有利的演讲者和陪审专家来认可他们的主张。或者是，会议的组织者令人信服地组合了一个强大的西医研究者阵线，他们视针灸为伪科学。但我们也可以撇开这些不谈，因为尽管这一类的认同会议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政治色彩，但其运作旨在鼓励对证据的评估，而不是政治上的操纵。这12个陪审专家在进行评估时所面对的是相同的信息和证据，除其中二人是受过西医训练的针灸医师外，他们大部分不具有支持或反对针灸的个人利益。一些研究，特别是效果很好并能重复的研究，如针灸对术后恶心的治疗，给陪审专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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