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艾滋病人相约的女记者

(齐康网) 9月21日中午，我推开了一家酒店南昌厅的门，穿着一袭黑衣、干练俏丽的一位女人，热情地伸出了手。握着那双与艾滋病人握过千百次的手，心中没有慌乱，四目相望时，传递上我对她深深的敬意。 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女人叫涂俏，是深圳晚报的记者。当然，作为党刊的记者，我事先已打听过，今年33岁的她，已有14年的党龄。 涂俏最近做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和一位艾滋病人交上了朋友，与他如期相约，共进晚餐，倾心交谈，真实地记录了他染病9年所经历的生活变故、人间冷暖以及对生命的感悟。 《家庭》杂志从今年第10期起，在头条位置，隆重推出了涂俏的采访手记《我和艾滋病人有个约会》。她这18万字的采访手记还将由南方日报出版社结集出版。 在我的诚恳相邀下，涂俏来到我们编辑部接受了我的采访。 大约是两年前，我做隐性采访，关注各类人的命运，已经有些影响。报社老总对我说，你关注一下艾滋病人。我便开始寻找艾滋病患者，这一找就是两年。由于这些人的隐蔽性、流动性大，始终没有线索。今年2月下旬，我到深圳市献血中心采访，偶然获得一份艾滋病患者的名单。我与其中一位HIV携带者取得了联系，我们三天之中，通了8个小时的电话，可想而知我们谈得很深，也很投入，可他愿意在电话中回答我的任何问题，却不愿和我见面。我写了《与艾滋病勇敢抗争的人》，发表在我们报上，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于是，开始有人给我提供这方面的线索。两个月后，深圳市HIV抗体确认室主任冯铁健医生打电话给我，说有一位35岁的艾滋病患者，愿意接受记者采访。 4月26日，我和这位患者见了面。原来他还是个靓仔，仪表堂堂，很精神的样子，如果没人告诉你，你真看不出来，他是艾滋病患者。 (涂俏拿出见面时的那张照片让我看，她说是在抗体确认室门前拍的。他俩在瀑布飞泻的背景下，两手相握，脸上都挂着纯静的笑容，给我的感觉像欢迎友人归来。) 我没多想就握住了他的手，那一刻，他含着泪水对我说：“你是上帝送给我的礼物。” 他恳求我不要透露他的真实姓名，我给他起了个名字叫“路人”，我想起鲁迅有篇文章叫《过客》，路人就是过路客的意思，在这个世界上哪一个人不是过路客呢?从那天起我就亲切地唤他“小路”。 就在那天，“小路”接到一个电话，脸色突变，他弟弟得艾滋病死了，我们的谈话匆匆结束。 我们第一次深谈是5月1日，在“品尚品”咖啡厅。当时我挺紧张的，美国电影《费城的故事》中有位律师得了艾滋病，人家与他相隔两丈远还紧张，我和小路可是面对面坐着。他一说到激动处，唾沫星子就乱飞，溅到我脸上，我心有点虚，马上跑到洗手间去洗脸，他很敏感，我回到座位后，他一句话也不再说。当天晚上回来后，我就给冯医生打电话，冯医生告诉我，吃饭、握手、交谈都不会传染艾滋病，可我还是心有余悸。 从5月1日到7月3日，60多天时间里，我和小路基本上每天下午都相约见面，听他讲述他的故事。采访基本上是陪哭的过程，经常是他大哭，我泪水涟涟，人家以为我欺负了他，或者他欺负了我。 晚上我都要请他吃晚餐，一般都是花100多元吃西餐，这我有自私的想法，西餐是分餐制，心里踏实一点。可有一天，他说他想吃中餐，吃饭时我又战战兢兢的，见他夹哪个盘子的菜，我就不夹，我问他最不爱吃什么菜，就点了一盘他最不爱吃的菜，独自吃。 开始采访都是穿长裤，有一天天热，穿了短裙去，见有蚊子飞到他的腿上，又不知啥时扑过来咬了我两个包，当晚又打电话给冯医生，冯医生哈哈大笑，说蚊子叮咬，根本不会传染，我才放下心来。 大约过了一个月，我就战胜了自己，经常忘记了他是个病人，很自然地与他握手，一起吃饭、交谈，他高兴起来，会抓住我的肩膀，我会摸摸他的衣服，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 小路的家庭条件本来不错，有不少有钱的亲戚在国外，但听说他得的这种病，都不管他，我从5月下旬起，开始资助他生活费和部分医疗费。记得我第一次资助他时，他花一晚上时间，给我写了篇千字爱歌，“爱是无所畏惧，爱是力挽狂澜，爱是义无反顾，爱是共同分担……”我看了感动得泪水直淌。 实际上，我很感激他，而不是他应该感谢我。我先后采访了他的家人、朋友、给他看病的医生……采访越深入，我越觉得他了不起，他对生活的感悟是我们一般人无法企及的，比如他曾说过“无论你是这样活，还是那样活，只要你不弄疼别人，我便为你鼓掌。”让你听后心灵有一种深深的震颤。 小路是因为帮助别人染上的艾滋病。9年前，他在泰国一家制衣厂当针车维修工，有一次，一位女工的左手被扎在针车上，小路马上过来停机帮她包扎伤口。女工疼痛挣扎时，不巧踩着了针车发动机，沾着她鲜血的半截断针又扎了小路的左手中指。谁都想不到，那位女工是个艾滋病人，艾滋病菌就通过那根断针传给了小路。直到6年之后，他陪表妹夫去做健康检查才发现。 得知自己得了世纪绝症，小路最终挣脱了死亡的怪圈，坦然面对残酷的现实。他记日记，写病案，顽强地与艾滋病抗争着。 (说到这，涂俏抱着头，陷在凳子里，面部愁苦。她说：“你的采访让我感到很累，因为回忆太沉重了。”) 记得张爱玲有句话，“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慢慢地，我就觉得我是小路的一个战友，我一定要帮助他。下星期三(9月26日)，我准备带小路到泰国去治病。这一趟，我和小路的花费都是我自己出。从泰国回来后，我打算租一个大点的房子，给小路和家人住。我一直要守候小路到生命的尽头，与他共同和艾滋病作斗争。我认为中国应该有这种献身精神的人，抵御艾滋病是全人类的事。我以后会不会感染上也不知道，如果感染上了就去做活体试验。香港有个工程师给我写过这样鼓励的话，他说：“如果小路是抗击艾滋病战场上的勇士，那么你就是第一批战场上的随军女记者。” (这回轮着我感到沉重了，半晌没说话，我非常钦佩她的勇气和牺牲精神，坦白地说，我做不到。我问她“你一定承受了不少的压力?”她站起来，抱着双肩在屋子里来回走动，你能感觉到她内心的波翻浪涌。) 自从我做了这件事就成了孤独和寂寞的囚徒，有人说我有神经病，不少朋友离我而去。有一天，一位好友在街上碰到我说：“听说你在采访艾滋病人，你最好去检查一下，不要让大家都感染上。”我当时眼泪就流了下来。 这一点我要感谢我做文学编辑的父亲，父亲一直鼓励我，说当记者就要有牺牲精神，只要你认为对的就坚持做下去。 还有作家梁晓声，他是父亲的好朋友。我一遇到困难委屈就打电话给他，他总是给我打气，说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还说，你的“采访手记”出版时，我给你写序。昨晚，我还跟他通过电话，说起去泰国的事，他嘱咐我：你要小心一些，你父亲只有你一个女儿。” (采访结束出门时，涂俏搂着我的肩膀，很热情地说：“你到深圳就去找我，可以住我那儿。”我随意问了一句“你是单身吗?”她率直地说：“一直单身，我这样的女人，不太可能有男人愿意接纳我。”那么，她是怎样一个女人，又走过了怎样的路?) 我是江西南昌人。我从小就挺上进的，19岁那年，就在学校入了党。1987年我从江西司法学校毕业，当时一心想当记者，可我只有中专学历，没地方要我。后来，江西劳改局办的四开八版的油印小报《江西新生报》要我，我连想都没想就去了。半年后，下去锻炼，我去了江西劳教农场当管教干部。在那里，我接触到三陪女、卖淫女、吸毒女……参加过追搏犯人的惊险战斗。这种经历对我10年后做隐性采访帮助很大，使我跟任何人打交道都无所畏惧。 1993年9月《深圳晚报》面向全国招聘，我拎了个包就到深圳来了，那年我26岁。 1998年3月，我三叔到深圳打工，找了一个10元店住，每次去我那里就跟我讲10元店的故事，4月中旬，我住进了10元店，同时，晚报开始连载我写的《女记者夜宿10元店》。从那以后我开始了这种隐性采访，我做过啤酒女郎、婚托、DJ小姐、保险推销员等，还去精神病院、戒毒所打过工，写下了大量的体验式新闻，结集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当代中国边缘阶层生存状态实录》。下一步，我还准备入住二奶村，全面关注二奶的生活。我还准备自费去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地采访“小小留学生――男孩女孩在异国”…… 和涂俏一起吃晚饭，她的手机不停地响。她的采访手记发表后，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电话不断。席间，有导演打电话给她，说要给她拍纪实片，表现她和艾滋病人的爱情。接完电话，她对我们说，为什么非要往爱情上扯呢?我不可能爱上他，何况他有相爱的妻子水珊。 是啊，为什么要把一种付出，一种真诚，理解得那么狭隘呢? 分手时，她采访手记的责任编辑叶先生，嘱她，去泰国之前，把这边的事托付给她父亲。我们都有一种送壮士出门的感觉，那悲壮流淌在霓虹灯闪烁的夜里。 （来源：家庭医生医疗保健网）齐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