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百名教授为“振铃费”冲冠一怒

(齐康网)“通了长途电话不可能‘喂喂’几声就挂掉”――教授如是说在一张“关于杭州市电话收费中严重侵犯消费者利益的情况反映”的A4纸上，密密麻麻签了107个名字。这些签名者都是浙江大学各个系的教授，他们有的是退休校长，有的是学术权威，有的是全国杰出博士后，看到这些名字，怎能不令人肃然。 斯文博识的教授们冲冠一怒，事由很简单。早在三年前他们就从电信部门给出的长途话费清单上发现，短于10秒钟的所谓“超短时电话”出现频率过高，明显有悖常理。用学校高分子研究所的郑教授的话说：“谁会在打长途电话时拨通了只‘喂喂’几声就挂了?”如果三年中这种情况出现在一户人家、一张话单上，倒也罢了。问题是，签名的百名教授中大多有这种遭遇，频率相当高。 记者在教授们整理的厚厚一叠话费清单中随手抽出一张，细心的教授已经在“可疑处”加以圈点。在这张共有50次长途通话记录的清单上，短于30秒的通话情况共出现了5次。这还不算高的，有的一张单子上“超短时长话”出现了10次。像“023－63892844”今年2月1日晚21时43分钟内出现了三次，一次是2秒，计费6角；一次是10秒，计费6角；另一次是3分7秒，计费2元4角。“我对第三个通话没有疑异。但前两个通话根本没有拨通，我放下重拨，怎么也产生计费呢?”在郑教授的指点下，记者发现在这叠话单里，不独打往重庆有这种情况，打往宁波、北京、上海时也频频出现“超短时话费”。 为了把话说透，教授们一改往日儒雅风范，话中多是“下里巴人”的味道。郑教授表示，作为浙大一名所长，他家中话费完全可以由国家报销，原本犯不着花费那么多时间去讨什么说法，但是这一现象实在令人气愤。而且，三年前他们即和杭州电信交涉，对方负责人郑重表态要严肃查清此事，教授们遂偃旗息鼓了一阵。想不到三年后这一现象却愈演愈烈，教授们约上记者，再次到电信部门要说法时，无论是对方的接待态度还是解释说法均令他们倍感失望。 绝对不可能是我们的错――电信如是说迄今为止，杭州电信局帐务中心业务科长杨阳3月23日向记者解释的话成了电信部门的“权威版本”。杨科长强调电信部门的计费系统是由电脑完成，绝对不可能出现差错。看了话费清单，听了这些浙大消费者的疑问后，杨科长语调平和，坚决说是受话方终端的问题。“有可能对方是传真机，录音电话，就会产生这种2秒、4秒的计费。”记者表示，此前已打通这些家用电话，全是普通电话机，不存在传真机、录音电话一说，电话也均是“TCL”、“西门子”等合格产品，质量上没有问题。杨阳一时语塞。 随即，杨阳表示：“你们这是偶然的，偶然情况还是存在的，有可能对方拿起电话话筒手一滑就掉下了。”但是这么长时间里这么高频率的“拿起电话又掉下”，看来这些教授的亲友真需要加强身体素质锻炼了。 教授还有疑问，为何在用磁卡、200卡打同样号码的电话时，这种“超短时计费”现象却从未出现过。杨阳表示“我听不懂。”但他坚持清单是清白正确的：“电信局如果觉得清单有问题，这清单还会出来吗?” 教授、记者一行随即被“介绍”到杭州市电信局市场经营部，一名据说是业务负责人的电信职员对此现象也解释了一通，基本上和杨阳说法大同小异。他表示：“电话振铃绝对不会计费，无论振铃多少声；电信计费系统绝对不会出错，倒有可能是在长途线路上出错。” 线路出错不应由用户“埋单”――专家如是说为了搞清楚长途电话的通话流程和计费原理，记者找到了控制专家、全国杰出博士后李平教授和信电系的通讯系统专家李式巨教授。两位李教授把长途电话的流程说得通俗易懂。 “一个长途电话是这么走的。譬如从杭州打到北京，杭州的主叫用户拨出电话后，信号先到杭州市话分局，再到杭州长话分局的程控交换机，由此连通到北京长话分局的程控交换机，再下到北京市话分局，最终走入北京的用户家中，即此次通话的终端。” 李教授表示，如果线路出错，最有可能是在杭州长话分局走到北京长话分局的线路上出错。一旦出现差错，以电信现有技术完全可以辨别是线路原因还是对方终端原因。如果是线路原因出错，那由此造成的话费根本不应该由用户来承担。至于电信部门认为这是“偶然出差错”、“极个别情况”，李教授表示以概率学来说，“超短时长话”如此出现的频率绝对不能说是“极个别”，相反已是很高的概率了。电信系统是个严格的控制系统，如果真有这么高的出错率，“恐怕卫星都要掉下来了!” 记者请通讯专家解释是最有可能是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他在示意图上圈出了“杭州市话分局――杭州长话分局”这一环节，并表示“计费系统软件有问题”。 “如果需要的话，1000名教授都会站出来签名……”――用户们气愤异常在采访中，记者发现“质疑电信”已成了浙大教授们牵挂的一件大事。一位王姓教授就说：“这一现象极不正常，如果需要的话，1000名教授都会站出来签名。” 教授们气愤一是电信部门迟迟不给说法，二是他们觉得这个问题实在触目惊心。有个教授试着给记者算了笔帐。假设杭州现有100万门电话使用长话，平均按每月打了5次“超短时长话”，一年下来，仅“超短时长话”一项电信部门的收入就有：5次/部×0??6元/次×1000000×12=3600万元。而这仅仅是长途电话一项，考虑到电信部门至今仍以技术限制为由不肯打印市话通话清单，市话是否存在此类反常现象不得而知。至于长途电话以秒计费问题，电信部门曾表示技术上还达不到，有教授指出，为何话单上2秒、4秒都计得那么清楚呢，看来技术不够多半是推托之词。教授们的气愤还有一层背景。此次联名质疑电信的教授中不少是留学归国人才，其中有几名教授曾在日本京都大学深造，他们在日本也遭遇过类似情况。据了解，日本电信采取的是国有、私营双轨制，私人可以承包一个城市社区的电信经营权。当时承包京都大学宿舍区电信经营权的日本人也“精似鬼”，他在国际长途电话计费系统上作了手脚，使得不少留学生在打国际长途时付了不少“振铃费”冤枉钱。不久这一“鬼把戏”就被聪明的留学生发现了，他们立即和有关部门交涉，经查实果然是此人雇人在宿舍区的长话计费系统上加装了某“机关”。在法律、经济的双重打击下，结果这名承包者几乎破产。 执法机关不愿执法电信系统的神秘性和三缄其口，使得记者想尽量客观、准确报道这一问题有了不小的阻碍。起初，记者想通过做实验的方式，看看浙大教授拨打的对方终端究竟是不是传真机或录音电话，并请公证部门出面。无奈公证部门不肯“接招”，他们在处理电信这类问题上似乎有难言之隐。等到记者求助于省市技术监督部门，得到的答复也基本上和公证部门如出一辙。 （来源：家庭医生医疗保健网）齐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