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新婚夜烧婚书

(齐康网) 林语堂这位哈佛大学的洋博士著作等身、名重公卿，三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林语堂平生以鼓吹新文化、新道德、新生活为己任，但他自己却选择了旧式婚姻。 林语堂少年早熟，橄榄是他的第一恋人，但是他们俩到底没有走到一块儿，理由是林语堂不想老死山林之间，他希望飞向更广阔的天空。但橄榄不愿意，她说：“世界上还有比我们这儿更美的山谷吗?” 对于林语堂而言，世上的确没有比家乡更美的山水，但绝对有更值得经历的人生。于是他走了。 林语堂离家后赴上海闻名天下的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读书。尽管吊儿郎当，但总能成绩优异，名列前茅。 在二年级末的结业典礼上，他接连4次走到台上去领奖章，并以讲演队队长身份接受比赛获胜的银杯。 这件事轰动了全校以及隔壁的圣玛丽纳女校。林语堂被看做“少年才俊”，成了圣玛丽纳女校许多女孩子心中的“白马王子”。 其中包括陈锦端，一个精致的江南美人。 陈锦端最终被林语堂的才气和“玫瑰炸弹”征服。不幸的是，她父亲陈天恩不喜欢这个穷小子，发誓要给女儿找个“金龟婿”。 林语堂听到这个消息如遭雷击，整日愁眉苦脸，茶饭不思，感觉生不如死。 这是林语堂心中永远的痛。 在林语堂伤心欲绝的时候，一个叫廖翠凤的女人走进了他的世界，并且和他一起走过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 她并不是年少气盛沐浴着“欧风美雨”的林语堂所渴望的女人。 廖翠凤是富商的女儿，虽然也上过几年洋学堂，但基本接受的是旧式的教育，诸如“三从四德”等等。她不是风情万种的新女性，而是一个保守的大家闺秀。 他们的结合，虽不是封建的包办婚姻，但绝非彻底解放的新式婚姻，借用林语堂的话说就是：“两脚踏中西文化”的混合式。 林语堂在《八十自叙》中介绍了他们相识的过程。当时他回厦门过暑假，应邀到廖家吃饭。他说：“在吃饭时，我知道有一双眼睛从某处向我望来。后来，我妻子(廖翠凤)告诉我，当时她是在数我吃几碗饭。另外，我知道，我路途中穿的脏衣服是拿到她家洗的。” 廖翠凤很喜欢这个无拘无束、才华横溢的青年人，决意以身相许。 她母亲问她：“你觉得怎样?林牧师家里可是没有钱的。” “没有钱不要紧。”廖翠凤断然道。 事实上他们两人无论学问与情趣都相去甚远。廖翠凤只是一个旧式家庭妇女，她关心的只是林语堂的生活起居，而对于林语堂的思想、追求以及写作缺乏最基本的理解，也很难谈得上沟通，当然就更没有兴趣。她时常看见林语堂在窗前发呆，她想不通：一个人好端端地为什么这样? 比如在林语堂写作时，她总取笑他在“邋遢讲”，即胡说八道。关于此节，他们的女儿有一段回忆： “堂呀，你还在邋遢讲，来睡觉吧。” “邋遢讲可以赚钱呀。” “你这本书可赚多少钱?” “不知道，你要多少?” “多少都要。” 有一次林语堂带她去游览希腊卫城。林先生站在千年的废墟上，正在发思古之幽情，而林太太却在一旁大发牢骚：“啊吆，我才不要住在这地方!买一块肥皂都要下山，多不方便!” 林语堂讲过一句含义很悠长的话，他说：“婚姻犹如一艘雕刻的船，看你如何去欣赏它，又怎样去驾驶它。”虽然属于他的那条船并不精致，但他绝对有着到位的眼光、非凡的驾驶技术，所以他过得很幸福。 林语堂号称幽默大师，在家里也极有情趣。廖翠凤在家里俨然是上帝，林语堂经常叫她“妈妈”。在她看来，这种称呼一点也不过分，因为在生活上，他的确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 她常常盯着他半晌不作声，林语堂不等她开口，便替她说：“堂呀，你有眼屎，你的鼻孔毛要剪了，你的牙齿给香烟熏黑了，要多用牙刷刷，你今天下午要去理发了。”接着哈哈大笑。 林语堂喜欢散步，而且步幅很大，一般都会把别人丢得老远。可林太太除外，他会和太太一起慢慢地走。太太觉着奇怪，林语堂则有一番妙论：“如果我不跟你在一起走，人家一定看不起我。现在我同你走，人家会说‘你的太太有件水貂皮大衣，你一定很富裕’。”廖翠凤听完幸福地大笑。 林语堂在美国读书时，日子过得很拮据，好在廖翠凤很节俭，亲自洗衣做饭，勉强过得去。倒霉的是，廖翠凤得了盲肠炎，非常严重，被迫进医院动手术，不多的几个钱花了个精光，林语堂只好向家里要钱。在钱邮到之前，有一个星期，林语堂只买了一罐老人牌麦片充饥，还精心服侍着廖翠凤。 出院那天，时值二月，积雪满地，天寒地冻。林语堂便弄了一架雪橇，亲自拉她回家。连洋人也为如此恩爱夫妻、如此好男人而感动不已。 在结婚50周年纪念日，林语堂特意送给她一个胸针，上面镌刻着一首《老情人》，寄托了无尽的情思： 同心相牵挂，一缕情依依。 岁月如梭逝，银丝鬓已稀。 幽冥倘异路，仙府应凄凄。 若欲开口笑，除非相见时。 在新婚之夜，林语堂烧掉了他们的婚书。他说：“把婚书烧了吧，因为婚书总是离婚时才用得着。”的确，它再没有用得着，他们相守了一生，直到死去。（来源：家庭医生医疗保健网）齐康网